陶器的發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標志。它揭開了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劃時代的意義。

　　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是我國彩陶的兩個分布中心，仰韶文化出現的時間早，馬家窯文化出現的時間相對較晚。距今約6000多年，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向西拓展到青海東部的黃河流域，是仰韶文化分布的最西端，成為黃河史前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標志著青海開始進入了彩陶高度發達的新石器時代。

　　公元前3500年左右，馬家窯文化彩陶開始向西傳播，逐漸形成一條自東向西的“彩陶之路”。這條路有南北兩道，北道以河西走廊為主，經中亞、西亞，直至歐洲；南道主要為青海東部地區和川西北一帶。由于青海地處華夏邊緣的東西方交流通道上的獨特地位，一直是考古學家們倍受關注的地區。而彩陶特點、生產模式等文化因素進一步揭示出青海東部和黃河中游地區之間的文化互動與交流。

　　彩陶的歷史記述了早期文化發展的特征與面貌，展示了彩陶文化由鼎盛期進入衰落期的發展過程，也是研究甘青地區史前文化發展演變的重要平臺，更是探索、研究中華文明產生發展的重要渠道。

　　如果說馬家窯文化的分布表明了彩陶傳播之路的軌跡，那么位于黃河上游的宗日遺址則展示了史前文化交融發展并創造出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的過程。

　　宗日遺址是馬家窯文化在青海境內黃河上游分布的最遠端，其文化內涵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墓地與青海其它地區發現的同類墓地有很大的差異，有著強烈的地域特點。

　　宗日遺址最早發現于20世紀70年代，起初名為“兔兒灘遺址”，歸入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1994年考古發掘時以遺址所在地命名，更名為宗日遺址。“宗日”系藏語，意為人群聚集的地方。宗日遺址的發掘，打開了又一座地下文物寶庫，340余座墓葬出土的各種文物達3萬件之多，以彩色陶器最為引人注目。在琳瑯滿目的彩色陶器中不乏國寶級的文物，其中的舞蹈紋彩陶盆和二人抬物彩陶盆備受人們矚目。在宗日遺址中，除了出土一批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細泥紅陶質的各種彩色陶器外，還出土了大量器表呈乳紅色或乳白色的夾砂彩陶器，顯現一種紫紅色橫向多線波折紋豎向三角折線紋圖案。根據調查，這種質地和紋飾的彩色陶器未見或罕見于東部農業區，而比較集中分布于龍羊峽以西的黃河沿岸地區。因此，有的學者主張，將這些具有比較特殊文化內涵的遺存從馬家窯文化體系中獨立出來，另外命名為宗日文化。宗日遺址的發掘，為研究宗日文化與馬家窯文化之間的內在關系提供了新的佐證，為進一步探討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發展格局以及人地關系提供了新的線索。

　　考古學家們根據考古發掘，把宗日式陶器和埋葬習俗放在甘青地區史前文化的背景上，從人群流變的角度論證出宗日遺存是馬家窯文化西進的產物。宗日遺存的存在，使我們對甘青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脈絡有了一個比以前更加深入的認識，即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邊緣地區的一個特異化變體，宗日遺存又是馬家窯文化邊緣地區的特化產物。這種特化的背后是人群的遷徙與融合，是與環境變遷密切相關的人群活動的結果。

　　宗日式陶器從質地上看有夾砂陶和泥質陶兩類，其中夾砂陶數量最多，占總數的85%左右；而泥質陶僅占15%左右。宗日墓地的夾砂陶實際上是一個完整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可以獨立于泥質陶之外的器物群，所以考古學家們將它稱之為“宗日式陶器”。泥質陶器，因為與過去發現的馬家窯文化陶器沒有區分開來的鮮明特色，故沿用過去的稱謂，稱之為“馬家窯文化陶器”。這是兩個不同文化傳統的器物群體，各自有著自己的結構與演化軌跡。宗日式陶器的種類非常簡單，僅有夾砂甕、單耳罐、夾砂碗三種，分別作為貯藏器、炊煮器、盛食器。功能的要求決定了器物的形態，一定程度上也決定著質地，例如盛食器要求大口淺腹，而炊煮器要求使用夾砂陶，但也有一些是不受功能制約的，例如制作技術、藝術加工。宗日墓地夾砂陶器在制作技術上表現為陶質、制法，在藝術上表現為施彩。相對于馬家窯文化的灰褐色和紅褐色，宗日的夾砂陶器色彩明顯偏淡，有一定比例的乳白色陶器，這是其它文化中沒有發現過的。宗日陶器的彩繪紋樣并不復雜，主要有兩大類，即折線紋和鳥紋。折線紋主要出現在小型壺類器物上；鳥紋主要出現在比較大型的貯藏器類上。至于單耳罐這樣的炊煮器，彩繪并不普遍，口沿部位內彩出現較多，幾乎都是倒三角紋；肩部也有部分施彩，形同夾砂甕型上的鳥紋。夾砂碗內彩為主，外彩主要在上部，圖案基本都是倒三角紋或者折尖豎條紋。實際上，三角紋、長條三角紋、倒三角紋、折尖豎條紋都是鳥紋的變體，所以宗日式陶器的彩繪圖案僅僅包括橫行連續折線紋和鳥紋及其變體這兩個類別。作為一個器物群體，宗日式陶器是宗日墓地隨葬陶器的主體，時間上幾乎貫穿了整個墓地的起訖，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也是比較完整的。作為陶器最顯著特色的花紋圖案其實也是在保持其整體風格的同時，不斷地發生著一些細微的變化：鳥紋的變化首先是形象上，其次是組合上，折線紋的變化主要是組合。最初的鳥紋出現在夾砂甕和夾砂碗上，都是長條形三角紋，前者尖端向上，后者相反；鳥紋之間經常使用點線分隔為幾組。典型的鳥紋出現在夾砂甕上，是一種形象的鳥紋，或為粗扁的鳥身上伸出細長的脖頸，或為大三角形折尖做鳥獸、下邊伸出幾道做羽毛，都可一眼看出表現的是鳥的形象。之后鳥紋開始簡化，多是折尖的細長三角形。最晚的鳥紋有了分化，一種是簡單的細長三角形，另一種是“之”字型折尖的三角形，共同點是均為兩個到五個不等的成組出現。相比起來，折線紋因為圖案太簡單，所以本身無法有很多的改變，因此時間上的差異就表現在組合上，最初的折線紋往往從頸部開始直到底部，通身密密麻麻畫滿，之后逐步道數減少，位置向中間退縮，集中在最大徑以上的肩腹部，最后經常就是潦草地繪上兩三道折線紋了。宗日式陶器作為一個群體，種類齊全、特征鮮明、演化過程清晰，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存在。

　　遺存是人們活動的物質遺留，所以遺存背后體現著的就是人們的活動，而陶器也能夠反映使用陶器的人群。據考古學家研究，宗日遺存是馬家窯類型時期東部農業文化向西發展的結果，是以轉為農業定居的土著民為主體的人群的物質遺留。宗日的土著先民在馬家窯類型彩陶的影響下，開始自己制造陶器時，定會按照自己的意圖表現他們的觀念意識，隨著制陶技術的不斷成熟，形成了已經脫離馬家窯文化而自成一體的宗日式陶器。這是不同區域文化相互交流影響的結果，更是宗日土著先民按照自己的思想意識創新的結果。

　　宗日遺址中最常見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的文化因素，與甘青地區其他已知的新石器時代同類遺物有著明顯的差異�？脊艑W家認定，以宗日遺址為代表的這種文化遺存具有一定地域，存在于一定時期，有著自己獨特器物群的新的考古學文化。

　　宗日文化類型的確定，為進一步研究青海土著文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宗日文化的獨特屬性極大地豐富了黃河上游地區遠古文化的面貌，它填補了青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一大空白，為我們認識青海遠古部族的特征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資料，對研究高原早期民族的起源歷史、社會發展和民族交流的歷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青海史前文化歷史悠久，文化類型多樣，蘊含著豐富的精神內涵。正如裴文中先生所言：“彩陶發達的中心無疑是在黃河流域，西起青海，東迄河南，青海史前文化與中原文化有一脈相通之處，其為中國文化的孕育地，當無疑問也。”縱觀青海史前文化在黃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可以肯定，黃河上游的青海就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青海史前文化是構成黃河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單位：青海省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