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368年，明朝在滅掉元朝之后，原來的統治者元朝的殘余勢力退回北方草原舊地，但仍保持有一定的軍事力量，不斷南下騷擾掠奪，長期與明王朝對峙。明代置邊防重心于北方，設立“九邊”以防蒙古，而西北邊衛因其處于“南捍諸蕃，北拒蒙古”的特定的地理位置，在軍政建制上大都設立管軍管民的衛所。明代的西寧系西北邊衛中重要的一衛，從明代行政建制的變化，改元代的西寧州置西寧衛，即反映出這個時代的特點。

　　西寧衛建制于洪武6年(1373年)正月，宣德5年(1430年)升為軍民指揮使司，正式成為具有兼理地方民政職能的軍政合一的機構。明代西寧衛下轄中、前、后、左、右及中左六個千戶所。洪武八年，在青海西部地區陸續設置“塞外四衛”，即安定、阿端、曲先、罕東四衛，亦由西寧衛兼轄。西寧衛作為兼司地方行政的機構，其下有編戶四里，即巴州、紅崖、老鴉、三川。對周圍藏族各部(明代統稱“西寧十三族”)也行監督權，各部落僧俗頭目“每月赴衛聽受約束”。

　　西寧位于湟水河畔，是青藏高原和河湟地區的中心城市，是東連中原、溝通南北、西通西域“絲綢之路南道”的必經之地。扼東西交通之要，為中原赴西藏的門戶，唐蕃大道上的重鎮。西寧之名源于北宋，1104年，北宋改鄯州為西寧州，意在希望西方安寧。西寧之名相沿至今，已有900多年歷史。數百年來，西寧始終是河湟地區的中心，也是河湟地區極為重要的軍事重地和交通樞紐，故歷史上長期被視為西陲重鎮。

　　自明武宗正德以后數十年，先后有多股居住在土默特川的東蒙古部落，成批遷徙到青海湖周圍地區。此后，邊陲不安，西寧不寧。明正德四年(1509年)，因內部矛盾，蒙古亦不喇、卜爾害部率部西進，占據青海湖地區。之后，東蒙古首領俺答率丙兔、火落赤等部落先后入據，因他們有的在內爭中失敗，為求生存空間，也為尋求新的牧場，擴展領地，駐牧西海。他們不但搶掠原在此地駐牧的藏族部落，使“諸蕃逃亡，遂據有此地”，而且互相攻伐，西海多事，使青海湖地區陷入一片戰火之中，并與明朝邊衛數次發生軍事沖突，導致邊陲不寧。這就是青海歷史上長達數十年的西海蒙古邊患。從1512年進攻西寧北川起，到1541年進攻碾伯，在長達30年的歲月里，西寧南、北、西三川戰火不息。明王朝駐西寧衛的總指揮、總兵等武官先后戰死，一時間“西海蒙古”成為明代西部邊防大患，西北防衛也成了明王朝的重中之重，加強西寧衛的防御措施成了當務之急。為了加強西北邊疆防務，明朝廷采納了總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鎮軍務楊一清的建議，下令修筑邊墻，構筑烽燧，“以備夷騎”。

　　為防御“西海蒙古”，加強西寧衛的防務，明代大興土木，除在青海境內修筑邊墻、闇門外，還大力修繕西寧、碾伯、鎮海等城池，或新筑，或重修。修建長城就成了抵御西海蒙古、保境安民的有效手段，青海境內的明長城即是在此歷史背景之下，在民族矛盾比較尖銳的歷史時期產生的。

　　青海境內走向呈拱形的明代長城主線，即文獻記載中的邊墻。在文獻《西寧府新志》輿圖上，標繪出了西寧周邊的邊墻基本上是圍繞著明代西寧衛城，從北、西、南三面構成拱衛形狀，后來組織開展的的青海明長城的調查結果，其主線走向基本與文獻吻合。

　　據《西寧志》《西寧府新志》記載，青海境內邊墻與邊壕的修建，始于明世宗嘉靖25年(1546年)，至明神宗萬歷24年(1596年)，修繕和增筑完工，歷時五十年之久。

　　青海境內明長城主線東端從海東市樂都區蘆花鄉轉化灣村起點，其東與甘肅省永登縣河橋鎮邊墻嶺壕塹相接，向東延伸與明長城主干線相匯合。青海境內與甘肅相接的長城，應屬中國明長城主線的支線之一。甘肅明長城主線分出一條烽燧線向西南延伸至永登縣河橋鎮邊墻嶺壕塹，由此開始，以壕塹形式折向西北延伸與橫跨甘青兩省的轉化灣村壕塹東段相接，進入青海海東市樂都區境內。

　　由此可見，就中國明長城整體而言，分布在青海省境內這條長城線路，應屬明代萬里長城，東起遼寧丹東虎山、西達甘肅嘉峪關中的支線之一。毫無疑問，它是中國明長城的重要組成部分。

　　青海境內的長城本體，全線系由墻體(即文獻中記載的“邊墻”)及壕塹(即文獻中記載的“邊壕”)兩大類組成，長達331.8公里。

　　墻體類別有夯土墻、石墻、山險墻、山險、河險之分，建筑方式因地制宜，靈活多樣。在這條長城線上，逢黃土結構的河谷地和低山丘陵地的山脊，就地取用黃土，采用版筑法，根據防御需要筑起高低不一的夯土墻體。在一些需要重點防御的地點，在土墻墻體外側又挖掘有壕溝，史書稱“隨墻壕”，構成雙重防衛設施；個別地段還在內側局部挖掘壕塹，與墻體、隨墻壕共同組成三重防衛設施。局部線段土墻的墻體之上筑有敵臺。在地質結構以巖石為主的山脊及峽谷處，則就地選用大小不等的石塊壘筑石墻；遇平緩的山體，處于防敵的軍事需要，在山體一側，依山體鏟削出陡峭的斷壁，形成人為加工而成的山險墻，即在文獻中記載的“斬山崖”。在山體特別險峻的地方，直接利用懸崖峭壁，依山險制敵，在有河道的地方，直接利用波濤洶涌的河水作為天然屏障拒擋敵侵。

　　壕塹，即是在山腰或地上挖掘的深溝。大多修建在黃土結構較為陡峭的中山山地處，依山勢挖掘而成，沿山梁或山腰從高處向下削挖，形成一定角度的陡壁及一定寬度的平臺后，再向下挖掘深溝，土堆低處的一側為壟，構成壕塹，壕塹剖面略呈“L”形；在少數平緩地帶與墻體相接的壕塹，其挖掘方式是在地面向下掘土成溝，土堆兩側為壟，壕塹剖面略呈“U”形。

　　墻體是以地面上修筑的夯土墻、壘起的石墻防敵，或斬山設防，或以險要的山險阻敵；壕塹則以深闊的壕溝御敵。青海境內的長城主線，系以不同類別的墻體與壕塹組合，相互連接成一體，共同構成一道長城防御體系，以達到軍事防御的目的。這一特點，即呈現出青海省境內長城軍事防御的特點，也呈現出青海明長城建筑方式的地域特點。

　　壕塹是以深溝制敵，以壕塹代替土墻是青海省境內明長城設計者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的創造性成果。

　　二

　　青海省境內的長城主線由東向西蜿蜒穿越于青海省東部的樂都、互助、大通、湟中及湟源五個縣區，各縣區內長城線段又各有特點。

　　樂都境內的長城主要位于湟水北岸，長城東端起自蘆花鄉轉化灣村的小嶺梁子山脊，止于互助縣和樂都區兩縣交界處的松花頂。長城地處湟水北岸中山地帶，地貌特點以黃土地貌為主，青海東部黃土地貌類型的特點相對典型，黃土梁、峁、溝谷等均有分布，海拔在2100—2643米之間，河谷切斷深度大，高差懸殊，坡面陡峭。黃土梁面破壞呈狹窄起伏較大的峁狀，溝間形成狹長的梁峁地形。梁、峁走向近南北向，長城走向總體為東西向，必須忽上忽下蜿蜒橫跨在南北向的地形之間。在此坡度起伏落差較大的梁、峁地形之上，顯然不宜夯筑土墻，開挖壕塹是省時省力的最佳軍事防御工程。因此樂都境內長城雖由墻體和壕塹構成，但壕塹是長城本體的主體。

　　樂都境內的長城本體土墻僅有兩段，即倉嶺溝村長城和倉家峽長城。兩段夯筑土墻均地處溝谷地帶，分別位于土官溝及引勝溝溝谷，設防在南北走向通行較窄的倉家峽峽口或倉嶺溝溝口附近。所不同的是倉嶺溝長城兩端承接的為溝谷兩側的壕塹；而倉家峽長城兩端承接的為溝谷兩側的石山山險，北面與黑山頂長城相接，南面與松花頂長城相連。夯土墻與壕塹或山險相連，共同組成一道完整而又嚴密的防御體系。

　　山險也有兩段，即黑山頂長城和松花頂長城。兩段山險海拔2498—4057米，山崖陡峭，利用了常人難以穿行其間的自然山巖為天然屏障，直接以自然天險御敵。在山險間又或與壕塹或與墻體相互銜接，共同構成防御體系。

　　在樂都境內長城本體中壕塹共有28段，境內長城分布區域的地形地貌，決定了長城本體結構形式采用了以壕塹為主體結構這一特點。

　　長城主線進入互助縣境內，地處湟水谷地，所在區域地形地貌類型以中山山地為主，大多介于低山丘陵地帶與中山山地地帶之間，常見低山緩坡，而山險一般位于中山、高山地帶，海拔較高，崇山峻嶺，地形險要。為此，長城主線在此區域長城本體系以墻體為主體，在土墻、山險墻、山險三種類別中又以土墻為主要結構。壕塹有三段，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中連接墻體——山險、山險墻或土墻，共同構成防御工程。

　　互助縣境內長城分布區域多為中山地，中山地大部分地表覆蓋黃土，土壤黏結性較好。這區域的地形特點決定了本段長城本體多采用土墻結構。墻體建材大部分就地取材，利用當地的黃土材料，有的偶夾少量礫石顆粒，建筑方式系在自然基礎上先找平，然后自地表向上逐漸分段夯筑而成。

　　在土墻外側有一條與墻體并列而行的形如壕塹的隨墻壕，因墻體大多穿村而過，隨墻壕在人類活動中破壞較為嚴重，故時隱時現，斷斷續續。從隨墻壕與墻體且列而行并相距不遠推測，隨墻壕具有防御制敵的功效，是有意挖掘；此外，隨墻壕一詞在文獻中也有明確的記載，并提到了隨墻壕的修建尺寸，由此我們認定，位于墻體外側的同于壕塹形制的隨墻壕，與墻體關系密切，應是為加強防御有意修建，屬于墻體外側的附屬防御設施，與墻體并列組合產生雙重防御制敵的效果。隨墻壕也是青海省境內長城本體防御工程的地域特點之一。

　　互助縣境內山險墻有四段，主要分布在由平川向山險過渡的山坡上，一般選擇在山體坡度較大的地段，根據山勢的平緩陡峭特征不同，將土坡或石崖進行削挖，削成陡峭的斷崖后，底部自然形成一個平臺，利用陡峭的斷崖御敵。這種修筑方法充分利用了當地的地理條件，建筑形式簡單，施工省力省時亦能達到御敵之效。

　　山險也有四段，分布于北部龍王山，西北部黑墩山、平頂山和扎板山上，山險所經之處屬中高山地帶，境內高山峻嶺、峰巒疊嶂，海拔較高，山上到處都是險峰，陡峭無比，人和馬都很難逾越，由此充分利用了這些自然山體作為天然的險阻，達到防敵的目的。

　　壕塹有三段，均位于互助縣境內長城東部，始于林川鄉水洞村東北小轱轆山山頂，順山而下至平川處止。三段壕塹分別和山險、山險墻、土墻相互銜接連為一線。

　　大通縣境內的明長城主線整體呈東西走向，分布在湟水支流北川河東西兩岸的中、低山丘陵地帶和中山山地上，山體坡緩，起伏高差小，長城蜿蜒穿越在相對平緩的山脊處。全程以北川河為界分為東西兩段。各地段依地形地質特點采用了不同結構的長城本體，相互組合銜接為完整的防御體系。

　　大通縣境內的長城以墻體為主要構成部分，在不易修筑墻體的地段以壕塹相連。建筑方式因地制宜，靈活多樣，采用了不同類型的墻體與壕塹相連共同構成長城本體防御體系。墻體包括了土墻、石墻、山險墻、山險、河險五種類型，前三種類型系人為加工而成，山險與河險同屬自然形成的天險，不同的是山險利用的是懸崖峭壁的山體御敵，河險是對水體的利用，都是充分利用自然條件來達到防御目的。其中土墻長度約占縣境內長城本體總長度的四分之一，除山險外，土墻是長城主線的主要結構類型。土墻均是在自然基礎上，就地取土，以當地粉砂狀黃褐色土夾雜少量的砂礫分段夯筑而成。

　　大通縣境內長城，石墻僅發現一段，位于橋頭鎮上關村北的小石山上，地處兩段山險間的平緩處，因此地段巖石裸露，無法采用夯筑土墻或挖掘壕塹，只能在自然基礎上，就地取材，采用小石山上廣泛分布的扁平狀石灰巖石壘砌石墻，以增強防御功能。山險墻有兩段，均位于黃土堆積而成的土山之上，利用了較陡峭山體，再經人工修整削挖成垂直的崖壁，即成山險墻墻體。山險有九段，約占大通縣長城主線總長度的三分之一。從東向西利用了扎板山、雙嘴山、老石山、老爺山、小石山、娘娘山陡峭險要的石質山體為天然屏障。河險只有一段，利用了老爺山和小石山之間水流湍急的北川河水為天險。壕塹共有六段，均位于大通縣境內的東線長城間，除老營莊壕塹東接山險墻，西連山險外，其余各段壕塹兩端均與山險相接，皆處于兩段山險間的山坡及山坳處。

　　湟中區位于西寧盆地西部，其地形地貌兼具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特色。長城所在區域的地貌特點系以低山丘陵地帶為主。位于縣境內的長城主線除個別山險與壕塹位于高山和中山山地外，其余大多修筑在河谷地及低山丘陵地帶處。長城主線分布在湟水河及支流兩岸的河谷地及低山丘陵地帶，山體起伏高差大，長城蜿蜒上下穿越在河谷、溝谷階地及山梁處。

　　湟中區境內的長城主線建筑方式因地制宜，靈活多樣，長城本體亦由墻體與壕塹組成，壕塹是長城本體的主體結構，包括土墻、石墻、山險及河險四種類型。其中，土墻共32段，主要分布于河谷階地及溝谷處，在一些位置較為重要、山勢較緩的山丘上也有少量分布。各段墻體兩端普遍與壕塹相銜接。在墻體外側局部地段發現有隨墻壕，由此推測，湟中區境內的長城墻體外側亦挖有隨墻壕，由于數百年的風雨侵蝕及人類活動，多數可能已被自然掩埋或破壞。石墻共4段，主要分布于兩側為石質山體的峽谷之內。四段石墻均南端與壕塹相接，北端與山險相連。石墻均系在自然基礎上就地取材于河灘上的石塊與深褐色土，外表用毛石干壘，內部壅土而成。湟中區境內的山險屬拉脊山及其余脈、娘娘山及其余脈，山險分布區域屬中、高山地帶，山勢陡峻。各段山險均利用了陡峭挺拔的石質山體作為天然屏障。河險有4段，主要分布于大川之中，從南向北利用了長城所經過的河面。

　　壕塹是湟中區境內的長城本體的主體，約占全區長城本體總長度的60%，從南向北橫貫于全線之中。壕塹與多種類型的墻體組合連為一體，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之上。

　　明萬歷23年(1595年)湟中三捷后(明軍先后在甘州甘浚山、西寧南川、西寧西川對西海蒙古實施了軍事打擊，明軍均獲全勝，史稱“湟中三捷”)，西海蒙古勢衰。湟中區內從西石峽至娘娘山段長城的修筑年代未有明確記載，可能修筑于萬歷24年。這也是整個青海明長城主線中修筑最晚的一段，由此，使西寧衛北部與西南部邊墻最后在這里合攏，連成一片，青海的明代長城主線最終定型。

　　三

　　分布在青海境內長城遺跡除上述環繞于明代西寧衛城的一條主線外，在樂都區、互助縣、大通縣、湟中區、民和縣、化隆縣、貴德縣和門源縣，還有數段墻體及壕塹，各縣區的墻體與壕塹彼此不相銜接，各自獨立。這些墻體與壕塹有的距主線不遠，有的與主線并列而行，關系密切，系為加強主線的防御而設置；有的遠離主線，與主線毫無關聯，居于交通要沖處，為扼守重要關隘而設置。置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其防御作用也不相一致。如門源縣境內發現有其他墻體兩處，即浩門河河谷階地長城和老虎溝東岔長城。上述兩處長城，在《門源回族自治縣志》《中國文物地圖集•青海分冊》中均有簡略記述。門源縣的明長城修筑主要是為了防范游牧于門源盆地、甘州南山以及今祁連等縣境內的游牧部落由此進入西寧衛和莊浪衛近地。門源盆地位于祁連山和達坂山之間，是連接河西走廊和河湟谷地的交通要塞，由此向南翻閱達坂山，經今大通縣可進入西寧盆地，向東南沿大通河可進入莊浪衛的守地。早在吐谷渾時期，就已經形成了一條主要通道，稱為絲綢之路青海道。明代蒙古部落多次侵擾西寧衛、莊浪衛，所行路線極有可能是經此然后沿大通河南下。故其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在此設防修筑長城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因地形，用險制塞”，是修筑長城的一條重要經驗，在秦始皇的時候就已經肯定了它，司馬遷又把它寫入《史記》之中，之后的每一個朝代修筑長城都是按照這一原則進行的。凡是修筑關城隘口都是選擇在兩山峽谷之間，或是河流轉折之處，或是平川往來必經之地，這樣既能控制險要，又可節約人力和材料，以達“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臺也是選擇在險要之處。

　　長城的走向根據地形而設計，在地勢險要的地方，建造關城來駐守部隊。在文獻《西寧府新志》輿圖上，每一道河流的轉彎，每一道山勢的走向，每一個路口的方位，都被一一標注出來。

　　從這些明代長城的遺跡中依然可以窺見當年設計的細節，如果對工程的全局和底細沒有深刻的領會，是不會做出這么精準的構想和把握的。幾百年后的今天，當我們看到在歲月的風煙中留存的痕跡時，依然被深深地震撼。

　　長城是一個個普通的建造者智慧與勤勞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生產力和創造力的體現。

　　(作者單位：省文物局)